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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瑞环:选人主要看政绩
  2013年07月29日 16:55   稿源: 北京日报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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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近出版的《务实求理》一书,收入了李瑞环同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讲话、文章117篇,是作者继《学哲学用哲学》、《辩证法随谈》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论著。本文摘编自书中所收入的1988年1月5日“李瑞环同志同天津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”。

  ——编者

  (一)要找正派的人

  “要配好班子就得找好人”。这话当然是对的,但这里所讲的好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,指的是道德品质好和思想觉悟高的人。具体来说,他们必须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坚持十三大通过的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积极主张并参加改革开放,不搞自由化和僵化的;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国家办事、为人民谋利益,一切言行都是以党和国家民族大业为出发点,而不是以其他,例如,以个人、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;他们是尽心竭力、兢兢业业拼命工作的,不怕苦、不偷懒、不停顿地想事,没完没了地干事,永不满足,永不懒惰;他们光明磊落,有话讲在当面,有错不怕批评,不搞小动作,不搞拉拉扯扯,不搞团团伙伙;他们坚持原则,坚持真理,不怕得罪人,不当老好人,敢于仗义执言,为真理不顾一切;他们为人诚恳,待人宽厚,决不背后整人,对任何人哪怕是犯了错误的人,反对过自己的人,也是满腔热情地去帮助、去对待,甚至“书生气”地宣传这些人的长处。当官对他们讲是什么?就是受苦;有权对他们讲有何用?就是负责。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人,只有选这样的人进班子,天津的各项事业才有希望。

  (二)要注重办事能力

  什么叫做好班子?简单地讲就是忧国为民能办事的班子。忧国为民是德,是觉悟;能办事是才,是水平。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德,是为人民服务,对人民负责。但一个好的班子不只是要有德,而且要有才,要能办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班子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要办事,班子好,可以办很多事;班子不好,许多事就办不成。办事,包括肯办事、敢办事、会办事。能办事是个综合指标,没有理论不行,光有理论没有实践经验也不行。比如有些人话说得挺顺溜,找毛病没有,论用处不大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既没有错处,也没有用处;药方开得挺多挺全,但不对症下药,不能治病。这种人,一方面缺乏实际工作能力,不能办事,容易误事;一方面又容易讨好,容易通过。要配好班子就不能用这种人。

  (三)看人主要看政绩

  一个人怎么样,主要看他的工作过程及结果,而不是凭关系,更不是凭领导印象。政绩是一个人各方面的综合反映,工作不肯干,政绩出不来;没有真本事,政绩出不来;群众不拥护,政绩出不来。所谓能办事,主要的标准就是政绩。我们现在的毛病在于一方面大家都反对说空话的人,另一方面干事多的人又常常得不到支持,甚至干事越多,人们意见越多。凡干事的人就得说话,就得办事,就得待人,而老说话难免有错,老办事难免有误,老待人难免有怨,加在一起就叫做说错了话,办错了事,得罪了人。结果缺点比不办事的人还多。办事不多的人,你说不出他有多少具体的毛病,常常容易通过。但如果以这种人为主体组成一个班子,我看不行,因为他只想当好人,不想多干事,也很难说他能忧国为民。坚持用人看政绩,即不要只听他怎么说,主要的是看他干了哪些事,这样公道、科学,人们服气,也可以避免发生大的偏差。如果真的这样做并不断地宣传、提倡,久而久之,逐步形成风气,使干事的人光荣、受尊重,不干事的人耻辱、吃不开,人们就会去努力干事,而不是把精力用在串门、送礼、搞关系上。

  (四)要正确看待优点和缺点、特点和弱点

  人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,都是一分为二的。由于时间有限,实践的范围有限,一个人往往是这头长那头短,那头长这头短,有时长是短的原因,短是长的结果,完美无缺的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。同时有些优点和缺点是伴生的,如果不注意保护优点,一味死抠缺点,缺点是没有了,但优点也就没有了。对一个人要一分为二,但一分为二不是半对半,不分主次是折衷主义。一个人七分或八分是优点,优点又很突出,那就是好的,就是我们需要的。相反,如果这个人七分是缺点,那就基本不行。因此,必须把握好优缺点的分量。如果把缺点一味渲染扩大,三就变成了四或五或六了,同时再把优点一贬低,这样稍一偏,优、缺点分量就不准了,优秀的人才可能被看作毛病很多的人物。看人必须抓主要面,看主要面是缺点还是优点,既要看缺点对工作有多大害处,更要看优点对事业有多大用处,要估计得恰如其分。就一般讲,要先看长处后看短处,发挥长处避其短处,在发挥长处过程中补其短处;先看优点后看缺点,在发挥优点过程中克服缺点,而不是首先抠缺点把人制住。有些同志常常以个人好恶作为标准,把别人的特点、个性当成了缺点。如这个人活跃一点,就说他咋咋呼呼;这个人稳当一点,就说他暮气沉沉。我们为什么“万金油”式的人多,我看是和我们不允许个性存在有很大关系。如果人人都按一个模式、一个标准,管得又严又死,就会把人搞得圆头圆脑、没棱没角,使特点不能发挥,从而埋没了人的才华。一定的实践范围造就一定的人才,有些真正可贵的东西,很可能就是你看不惯的东西,个性的东西,即所谓殊众的东西。王维讲“贱日岂殊众?贵来方悟稀”,是说可贵的东西开始不明显,不注意容易丢失掉。

  (五)要使干部能上能下经常化、制度化

  中国目前是个特殊的阶段,要一下子完全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不大可能,但这个方向必须坚持,起码可以是老人老办法,新人新规矩。新上来的大多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,为什么同时期的人这个能上来做领导而那个就不行,原因只有一条,就是看谁能够给国家和人民办事。因此,凡能给国家和人民办事的干部,也就是称职的干部,可以接着干下去,否则就应该下来。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,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利益。我们常讲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,不称职的干部要比占茅坑不拉屎严重得多。领导干部没有功就是过,没有成绩就是问题。现在领导都要讲工作,讲指标,讲效益,一个人的工作好坏联系到整个的局面;其实自己干不了,又不下来,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。同时,在一个班子中,你不称职,又不下来,别人就进不来了,这不利于新的优秀人才的发现和锻炼。打破终身制,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,要宣传干什么都一样的观点。不是讲“智者尽其谋,勇者竭其力,仁者播其惠,信者效其忠”吗?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嘛!有什么不好呢?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,不取决于职务而在于尽心竭力;只要全心全意,只要工作第一、他人第一、革命第一,就是个高尚的人,有益于人民的人。外国的政界大都是先在议会当议员,然后逐步参加竞选当总理或总统。我们现在是市委、市政府下来再到人大、政协,这样就注定了人大、政协的成员年龄都大。因此,我们想逐步地加以改变,由现在的单向改成双向,即人大、政协也要搞些年轻人。因为对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,需要叫他们早些接触上层,在人大、政协锻炼一阵,得到提高以后,有的可以到市委或市政府工作。当然,还会有由市委、市政府退下来的到人大、政协。这就叫做双向流动,这样人大、政协也会增加活力。总而言之,要提倡流动,能上能下,能官能民,能干这个也能干那个。

( 编辑: 毛书兵 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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